回不来的乔布斯

回不来的乔布斯

乔布斯生前最后一次政治活动是参加奥巴马的宴会。出席宴会的都是美国制造业巨头，目的是动员他们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席间各巨头纷纷陈述意见和建议，唯有乔布斯一言不发。奥巴马忍住不问他：究竟要什么条件你才肯回来？乔布斯一句话把他呛住了：回不来了。　　第一个是当年苹果建生产基地，为争取时间，需在一个月内招满1.2万名工程师，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而在中国，仅2周时间就全部招聘完毕。　　第二个是乔布斯把样机和钥匙、硬币一起放在裤袋里四处转悠，回到办公室发现屏幕上有了划痕。乔布斯雷霆大怒，将手机朝桌上一拍，咆哮道：你们知道人们最习惯将手机放在哪里？裤袋里！裤袋里最容易放什么？硬币！钥匙！副手们马上打电话，分头联系，有哪家企业能解决这问题。询问结果，不是时间太长，就是要价高昂。一位副总想到中国碰碰运气，马上叫助理买机票。当他来到中国企业后，企业告诉他：这个问题已快解决了。　　第三个故事是距产品上市还有几天，突然发现屏幕尺寸设计稍大了一点，装上去有点难看。在紧急办公会议上，挑剔的乔布斯坚持要改，但时间只剩了3天，全球没有一家企业能在3天内赶出200万部手机屏幕。还是中国企业，深更半夜一个紧急通知，半小时后，8000员工一人一瓶矿泉水，一包饼干，坐在了流水线上。12小时后，另8000名员工替换上场。结果只用了2天半就全部完成。　　许多人以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仅在成本低廉，认为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制造业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这是没在企业干过或缺乏产业组织常识的缘故。商场如战场，除了足够的劳动力、相对低廉的成本，还有更重要的是时间和效率，以及“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企业精神，这些中国都有，而在别的国家，不是缺这就是缺那。　　就以第三个故事来说，如果这家企业没有这种精神、这种效率，或孤零零地吊在某个地方，当遇到这种急事时，哪怕它有心且有足够的人手、设备，也无法在3天内完成。因为它还需要各种材料，包括屏幕玻璃和其他辅助材料。如果这些东西都需从外地采购，即使空运，时间至少也1、2天过去了。反之，如果你的周边有许多相关的制造商、供应商或同类工厂，那么，左邻右舍，一个电话就立马可将问题全部解决。甚至，遇到人手不够、设备不够时，还可互相调剂。这就是产业集群效应。这种互相靠紧的集群效应是我国台湾企业家创造的，正是这种效应，使他们分开来都是高度专业的小公司，充满活力，高效且低管理成本。但聚集在一起，其效力却超过任何一家大而全的跨国公司。这样的集群效应在美国与欧洲是没有的，而在海峡两岸却成了最基本的产业组织模式。这是一种后发优势。凭借这种后发优势加上中国本身是一个地区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体量经济，从低端到高端，几乎都能兼容并蓄，社会与经济层次极为丰富，因此，在低端制造业部分向贫穷国家转移，部分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一些中高端的制造业将陆续地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至少还可保持10年以上的好光景。　　20世纪90年代家电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先后催生了长虹到格力等一系列大牛股。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这新的产业转移中，我国的制造业中也会产生出新的大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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